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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在香港复刊《大众生活

  “皖南事变”后,由于政治形势异常紧张,内地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纷纷投奔香港,进行战略性转移。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夏衍、茅盾等人先后来到香港,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

  1941年3月5日下午14时,经香港地下党负责人的安排,邹韬奋也从桂林抵达香港,他在《患难余生记》中记述了此次赴港经历,称其为“第四次流亡”。

  邹韬奋到港的第二天,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不红不白,灰些”的指示精神,邀请了在港的一些文化界名人,组织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商讨办报事宜。很快,报纸的名字被定为《华商报》,由香港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他的弟弟邓文钊(的表妹夫、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出面注册登记。从4月8日创刊号起,邹韬奋为《华商报》连载长文《抗日以来》,至6月30日止共写了77篇。

  到港两个月,邹韬奋为《华商报》的创办昼夜奔波。他在给重庆沈钧儒的信中感慨地说:每天一定要写若干字数的文字,还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放下笔杆,倒头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一次聚会上,有人问起他在香港的打算,邹韬奋说:“我的能力和志趣,都不允许我做一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我不过是一个喇叭手,吹出人民大众的要求罢了。”

  不久,邹韬奋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港绅的公子曹克安,曹家早已准备要办一个周刊,并且作好了登记,只是没有合适的主编,一时拖了下来。曹克安钦佩邹韬奋的人品和文章,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商定合作,沿用曾在上海发行的《大众生活》周刊的刊名,发行人为曹克安,主编是邹韬奋,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乔冠华、千家驹等担任编委。

  《大众生活》原是邹韬奋于1935年底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周刊,由于它与当时国内最进步的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20万份,但出版了16期后,遭到政府的残酷打压,最后无疾而终被勒令停刊。

  5月3日,《大众生活》第一次编委会在香港湾仔凤凰台生活书店办公室召开,会议商定5月10日发稿,5月17日出版复刊号。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邹韬奋的确抓得很紧,我们约定以后每周六编委会雷打不动,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的经验就是抓‘一头一尾’,也就是社论和读者来信。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编委会上,有人提出刊物上最好能登一篇长篇连载小说,这样更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否则,全是政论文章,恐怕不太容易为读者接受。邹韬奋欣然同意,并采纳了这一建议。

  5月5日一早,邹韬奋匆匆起身,离开位于半岛酒店旁的家,赶到天星码头,从九龙渡海到香港,专程前往坚尼地道望海靠山的一幢两层小洋房拜访茅盾。邹韬奋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前天会上当着你的面,大家不便说,会后都向我建议,《大众生活》上的连载小说,应该请你来写。雁冰,你是编委,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承担这个任务应该不成问题。你就作为紧急任务赶写一部吧。”茅盾为难地说:“长篇小说哪能说些就写?”邹韬奋说:“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吧。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大约每期只占4个页码,8000字左右。”茅盾沉吟片刻,咬咬牙说:“好吧,我来写!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邹韬奋算了一下说:“给你一个星期,13日交稿。我给你留出4个页码,你给我4天印刷的时间。”

  送走邹韬奋,茅盾坐在书桌前思考起来:写什么好呢?香港和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可是自己不会写这种小说。不过,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特务机关的黑暗内幕等,却也充满了神秘色彩。而事实上,抗战初期确实有不少热血青年,被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牌招募过去,经过训练后又强迫他们当特务,如果不干,就被投入监狱甚至杀害。特别是一些爱国少女一旦误入特务组织,先被特务强奸,然后让她们以进步的面貌出现,去搞“美人计”。她们是不允许结婚的,特务头子甚至无耻地告诉她们:“你们的战线就在床上。”其实,这些少女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她们不愿做特务,但又摆脱不了特务组织,内心一直忍受着痛苦的熬煎。

  茅盾当即决定写这个题材。小说背景设置在“皖南事变”前后,藉以揭露当时蒋介石勾结汪日,一手制造千古奇冤的真相。可是时间相当紧迫,斟酌再三,“决定采用日记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边写边发表的要求。”并且一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一向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时也不得不采用了。小说主人公即日记的主人,选一女性,因为女子的感情一般较男子丰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我给这部小说取名《腐蚀》,以概括日记人的遭遇。”为了吸引读者,茅盾在小说开头加了一段序,说这本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公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

  《大众生活》第一期出版后,茅盾的《腐蚀》引起了香港成千上万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致函《大众生活》社,询问《腐蚀》的作者是怎样得到这一本日记的?小说的主人公赵惠明现住在哪里?她做什么职业等等。收读邹韬奋转来的许多读者来信,增添了茅盾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因此,差不多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动手,一直写到夜深。这部以一个被腐蚀的女性——赵惠明日记形式写成的小说,虽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却吸引了香港、南洋一带的读者,这是茅盾所始料未及的。

  茅盾原计划在《腐蚀》中写到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结束全书。可是,当小说连载到第14期时,邹韬奋又来找他,请他再续写几节,给主人公一个光明的前途。而许多读者同样也希望作者能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于是,茅盾在小说原来的结尾后面,续写了女主人公被派到某大学区的邮局里当邮检员的故事。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刚刚陷进特务罗网的女学生N,并且帮助她逃出火坑。赵惠明自己呢?茅盾在书中写了革命者对她的期望:“生活不像我们意想的那样好,也不那么坏。只要自己去创造环境……她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有无数友谊的手向她指引……”

  《腐蚀》后来被誉为“抗战第一长篇”,也堪称茅盾在抗战时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1941年秋,小说连载完后,又一版再版,深受读者的欢迎。

  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正式复刊。其复刊词写道:面对抗战,“我们相信,靠着全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一定能扭转乾坤,而达到胜利与光荣的彼岸”,“我们不愿意讳疾忌医,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默默无言。”

  为了进一步阐明留港爱国人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政治主张,5月29日,邹韬奋与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等人拟写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与主张》,发表在6月7日出版的《大众生活》上。文章痛切陈述了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之际,内地政治逆流却把身居海外拥护抗战的文化工作者和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爱国人士称为“异党分子”、“汉奸”,而对于潜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逆残余以及佩戴各种面具的主张妥协的人反而熟视无睹,任其混迹市朝,危害国家。为了共襄国难,确保抗战胜利,文章义正词严地提出了9项救国主张,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香港有很多综合性文艺刊物,如《大风》、《时代批评》、《文艺阵地》、《笔谈》、《时代文学》、《耕耘》、《世界知识》等,但影响最大的还得数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大众生活》之所以广受欢迎,从其活泼的栏目安排即可略见端倪。《大众生活》的栏目设有:以编委会集体讨论后由邹韬奋执笔的评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及国内抗战等重大事件的“社论”,以夏衍、廖沫沙、胡绳等作者为主的有感而发、短小精悍地阐述国内外大小事件的“周末笔谈”,以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千家驹等作者为主的关于国际国内与抗战等有关的专题“论文”,以介绍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和生活知识的“生活休养”,以反映世界各国见闻为主的“通讯报告”,以及小说连载、散文、杂感、书评、读者来信简复、漫画等。

  作为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最主要的工作是抓好“两头”,一是“社论”,一是“读者来信”。他历来重视“读者来信”,经常亲自给读者复信至深夜,他曾说自己花在“读者来信简复”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写“社论”上的时间还多。正因为如此,许多读者都把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视为良师益友。

  当《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的《腐蚀》即将完毕,邹韬奋又动员夏衍写连载小说。夏衍是《大众生活》的编委会成员,主要为该刊的“周末笔谈”写散文、随笔。接到邹韬奋的任务时,夏衍说自己没写过。邹韬奋鼓励道,编辑部只有你一个是搞文学创作的,你能写好。夏衍敬重邹韬奋的为人,又为他在贫民窟办报刊宣传抗战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不再推辞,为《大众生活》写起了连载小说《春寒》。

  《春寒》以广州大撤退为背景,以流亡女学生吴佩兰和留日回国学生徐璞在抗日烽火中的经历及在爱情上坎坷遭遇为线索,通过吴佩兰这个知识女性的苦闷与追求,抨击假抗战、真的行径。主人公吴佩兰是一位弱不禁风的江南小姐,但是,时代的洪流将她从江南冲到了广州,而广州的大撤退又把她冲到了穷乡僻壤。在紧张、热烈的战地生活中,她经受了锻炼,弱不禁风的娇小姐变成了吃苦耐劳的抗日女战士,成了一名色艺俱佳颇受抗日军民欢迎的女演员。然而,正当她斗志昂扬地要为抗战出更大力的时候,“高潮”的阴风刮来了!“动委会”解散了,演剧队遭到了搜查,一些人遭到逮捕和被杀。在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面前,吴佩兰经受了新的考验,最后,她躲过反动派的追捕,逃离虎穴,奔赴延安,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之中。

  《春寒》中的人物刻画十分成功,夏衍充分发挥了他在《上海屋檐下》等剧作中善于刻画人物的特长,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进步、在抗战烽火中自觉经受艰苦磨练的女青年的形象,这对当时盛行一时的“抗战八股”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春寒》于1941年10月4日至12月6日在《大众生活》连载,同样受到了香港和南洋一带读者的广泛关注,被看作是继茅盾《腐蚀》之后,在读者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作品,它同时也是夏衍一生创作的唯一的一部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长篇小说力作。

  名家文字、时事政论加上长篇连载,一度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主张,全力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大众生活》周刊,在上海遭到政府封杀后,又奇迹般地在香港复刊,而且仍然不改初衷。《大众生活》很快在素有小报传统的香港打开新天地,发行量达到10多万份,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华商报》。如夏衍就曾认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

  《大众生活》从1941年5月17日出版第一期,到同年12月6日,共出版了30期。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邹韬奋虽然写好了告别读者的文章,可还未及刊登杂志就被迫停刊了。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周刊,也就成了邹韬奋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份刊物。